6月30日清晨，趁着实验室的人们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便早早去了机场。几乎每次要起飞前，我都会接到无数通电话，平时没事，都攒到起飞前。上次飞广州便是因为论文的中期汇报要在系统中通过，而杰夫又不在，峰哥萌哥他们又没什么处理事情的经验，一个劲的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怎么办。最后经过我数通电话的调停，最终H师傅进入了系统且通过了，而签字的问题则一直拖到了滑跑前，直到空姐提醒我关手机，我才赶紧给峰哥交代了处理方法。期间，我还因为拿错手机给辅导员打电话请假，最后瞒不过去，便直接说我现在在香港，没两个礼拜回不来。
然而今天却出奇安静，因为我直接关了手机，用另一部同朋友联系。随后，因为我实在来的太早了，便买了本书，在机场看了起来，一直到起飞前。中间我还用假的飞行计划和梅兰妮开玩笑，她是法国航空公司的空乘，住在离巴黎很远的小城镇里，之前坐飞机认识的，她的长相不输于国际一线模特，即使是维多利亚的秘密时装秀的模特们，也不过如此。这次，我要见的就是她，因为她之前告诉我6月20日要来台北，问我有没有时间，我本不想拒绝，但她后来又有约了，况且那时我也有点走不开。为了补偿，她又申请了飞武汉的班机，本来申请了飞武汉，但是公司又临时推迟了日期且要她改飞北京。由于她之前时间没定好，我也没订去北京的机票，加上实验室的事，我走的很仓促，去了北京以后才发现，衬衫也没熨，充电器也没带，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都要现买。
那天西安有18节的大风，北京更大，机场的报文显示有20节，阵风24节。玩过模拟飞行或者有飞行经验的朋友都知道，现时流行的波音机型和空客机型可以在正向抵抗10节的风，法向15节。而那天风出奇的大，所以整个起飞和降落过程非常颠簸，有几个行李箱还被震下来过。最终总算是安全落地了，但那天机长似乎十分生气，下机时，隔着舱门都能听到他在厉声训斥副机长。
我租了一个还不错的房间，在东直门外大街上的一个公寓里面。这里离三里屯不远，几步路。对面是澳大利亚大使馆和加拿大大使馆，楼下是一间爱尔兰酒吧和印度餐厅。我的楼层比较高，在13层，楼下的公寓里住着不少黑人，时常能在电梯里碰到。而到了晚上，这里又成了白人的天堂，在楼下的酒吧里，他们开怀畅饮，大声的聊天，有时放声歌唱，好不热闹。原本选这里，是因为离机场线比较近，德云社三里屯剧场也近，不料却闯入了使馆区。
在幸福村吃过饭后，我来到幸福一村农贸市场买一些零碎东西，期间因为一个老黑一直在我前面杀价，比我还会玩，因此耽搁了不少时间。到了下午四点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，便给他打了电话。他便是前文提到的W经理的前任——JG。JG原本和W经理一样，都是杰夫招来做交易的，后来培训失败以后，便开始管理实验室杂务。再后来，JG要考在职研究生，又觉得在这里混不是办法，便借着在北京读研的机会，跳槽到一家保险公司做了销售。本来我是想找另一个之前的研究生的，但对方是女生，而且那时有传言说她快结婚了，我便觉得找她不是很合适，就没再约。
刚开始JG说我在大兴呢，后来又说在丰台有事，把我吓了一跳，这也太远了。不过下午他还是回到了位于崇文门附近的公司，我便约他下午五点崇文门饭店对面见。
到了崇文门，站在他所说的黑楼前面，等了不一会，他就下来了。一年不见，他还是老样子，他说带我去他公司转转，我便跟着他，绕到黑楼背后，从一个小电梯上去，又转过几个弯，才到了他公司。他问我实验室现在怎么样，我那时没细说，便说了句差不多。之后，他就给我推销起了保险。JG这哥们从六月初以来，就没少给实验室的人推销保险。我说不要，他就带我进了办公室。这个办公室很大，但座位也不少，每个人都空间都不多，JG坐在靠里的位置，墙上贴着一堆激励的话语和业绩排行榜。虽是写字楼，但空调却不怎么好，过道上还放着四五个大风扇。由于已经下班了，这里也只有几个人在闲聊。JG拿出了一叠公司的资料让我看，我翻了翻觉得没什么兴趣，和外面的宣传册差不多。之后他又跟我聊起了他毕业论文的事，我觉得他方向还蛮靠谱，虽然还没什么头绪，便支持他，让他依靠自己保险公司员工身份，拿出一些好的数据出来。他同意了，接下来，他便邀请我去公司旁边的商场里吃饭。
这座商场很大，来到顶楼，找了一家烧烤店，点了几个肉菜，两瓶北冰洋汽水，我们就聊了起来。首先还是杰夫的事，我问他，你之前为什么要跳槽？他却说，就是感觉一直在那里没事做，天天玩，有点废。然后和杰夫合作有点不顺心，就是跟不上他节奏。然后我就退出来了。我又问他，直接杰夫经常骂你吗？他说不。我之后将实验室最近的事给他说了一遍，从他的神情看，有点不太相信，我便说杰夫最近可能确实有点异常了。他似乎没缓过来，后来说，那也不至于这样吧。后面我岔开了话题，吐槽了一些北京的事，之后，他便带着我沿崇文门外大街散步。我又一次提了杰夫，他则表示杰夫人是强势，但你说的情况我还没遇到过。之后他问我C老师什么看法，我说了，他觉得C老师对杰夫的把握通常比较准，但我表示这次他明显不对劲，他没说什么。我俩一路向南，走到磁器口，再过马路调头回来。
往回走的路上，他跟我说了些北京的事，例如经常堵车，司机不懂车让人等等，都是些大家听过的北漂故事。最后我们在便宜坊门口聊了会，因为他那天好像是在追忆童年时光，非要拉着我在那边看小孩子们踢球。坐在那里，他自己在发愁没有女朋友，一边叹气一边伤感，我则安慰他，别急，你反正现在工作压力挺大的，稳定以后再说吧。其实实验室的人都了解他，他和W经理一样，都快三十岁了，可他们俩没什么别的兴趣爱好，每天就是实验室、公司和家里，很少与人交流，更别说女孩了。他俩属于那种宁可废也不出去干点什么的人，因此朋友少，找女友更是难上加难了。
聊完，我便和他在崇文门地铁站告别了，他要回自己在丰台的住处，我则来到了前门。
晚上的前门，有丝阴森恐怖的景象，才九点多，可附近几乎没什么人了，路上车也少。一眼望去，只能看到毛主席纪念堂东侧一个个武警战士在站岗。这里戒备森严，一下子就没有了刚才轻松的气息。我沿广场东侧路向前走，不远处便是一个地下通道，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出口已经关闭了，只能沿着东边继续走。广场东侧路上，有几家便利店和纪念品店，继续向前走，便能清楚的看到国家博物馆和左手边的天安门广场、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人民大会堂。此时天色已晚，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路已经封了，而继续往东长安街走要过安检，而恰巧，我当时并没有拿身份证，因此安检人员一直挡着我，我试图求情，不料，几位前门派出所的同志一下子围了上来，他们气势汹汹的问我来北京干嘛？！这里是最核心的地区，气氛自然要紧张许多，在我说明了情况，报了身份证号以后，他们才让我过去。一上东长安街，人潮便再次涌来，周围的游客们都开始齐刷刷的拍照。这里实在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干脆早早离开算了。沿着东长安街向东走，一路走过公安部，路上的武警依旧不少，我无意间瞟了一眼靠在路边武警车上休息的武警，结果他立刻回了我一个充满杀气的眼神，好像随时可以取了我的性命。那种眼神，我只在杀过人的解放军战士或者是边防缉毒警的眼睛中看到过。直到走到王府井大街附近，路上的戒备才松弛了不少。我一个人在街上闲晃，从王府井一路走到六部口，又过了东四十条，一直走到东二环，我才坐上地铁回了东直门。
走上东直门外大街，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。夜猫子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我发现一条小路上，有一个麦当劳店，正巧有点饿，便准备来这里吃点东西。然而，后半夜的麦当劳，真是另一个世界，与我们白天所见的麦当劳完全不一样。街角，几个流浪汉，裹着被子在睡觉，麦当劳门口有好几个大垃圾袋，似乎是正在等着垃圾车来清理。一进门，眼前的场景便令人震撼，一群看着不怎么干净、像流浪者的人们坐满了整个大厅，他们大多数在睡觉，有的则是睡不着，呆呆的发愣。不时，几个高大的男人，冲着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大喊：“坐起来！不准躺！”、“把鞋穿上！”、“到外面去！不点餐来这里干嘛！”。他们态度恶劣，口气生硬，声音大的能震塌楼板。我点过餐后，便找了一个空座坐了下来，正巧对面坐着一位老大爷正手扶着头，看似是睡不着觉的样子，很是痛苦。他看起来将近六十岁，说话口音完全不是北京本地的，身上穿着一身迷彩，但似乎很久没洗了。见我过来，他便和我打了招呼，我问他是哪里人？他答湖北，本来他是在附近一个工地做保安，后来老板欠债跑路，他丢了工作，又没地方住，就只好四处游荡，实在困了什么旮旯都能睡。他说他是刚刚被人家从二楼赶下来的，原本他在二楼躺着，可保安嫌他占地方，让他赶紧走，他没地方去，就来一楼睡觉，可连着几天都是坐着睡的，浑身上下都疼，实在熬不过去了，可又没办法，继续去睡。
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只好对他笑笑，继续吃饭。很快我又从这群人中注意到几位“不合群”的人，在靠窗的一排位子上，坐着一对夫妻，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，这个孩子看起来只有三四岁。这三位穿着还算体面，可也是不点餐，只睡觉，保安对他们很不客气。似乎在想流浪汉这样也就算了，怎么看着正经的人也来这里蹭座位。我这人属于大家口中爱管闲事的人，自然是要问问他们究竟的。见他们被保安吵的没心情睡了，我便凑过去和他们招呼。这一家三口是河北来的，孩子生了病，来北京看病，可是折腾了快一个月，依然挂不上号，约不到医生，身上带来的积蓄都花的差不多了，为了给孩子看病，只好能省则省，宁可露宿街头。在我右手，还有两位中年妇女聊着天，她们都手拿着双肩包，似乎也是流浪大军的一员。我听着她们讲话，知道她们俩都是东北人，一个来自吉林，另一位来自辽宁。从谈话中听出，吉林的这位，来北京打工，却丢了身份证、户口本和银行卡，但又不想回吉林，没了身份证又不能找工作，就只好来麦当劳捡人吃剩下的吃，晚上在这里休息，白天就去打个零工，要不然就是继续睡觉。
吃完饭，我走出麦当劳，门外的保安正在驱散着，或躺或坐在麦当劳旁边的流浪汉们。其中有个哥们的行李非常多，不但有一个大行李箱，还背着两个双肩包，看上去也就三十岁出头的样子。因为走的急，他手机还掉了出来，被我捡到，借此我俩攀谈了起来。门外的那位保安依然不依不饶，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冲他喊：去那边买酒去！别在这杵着！从交谈得知，他是在和妻子冷战，自己赚的少，妻子很能干，岳父岳母家却一直排挤他，他负气离家出走了，很快便流落街头了。
我回到了东直门外大街，继续向前走着，穿过一片的旧家属楼，便来到了我的公寓旅馆楼下。这里又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，这一晚，环境转换太快了，让人有种似乎这不是同一个城市的感觉。楼下的酒吧外，有一排桌子，那群白人在这里大声聊天，喝酒，很是放肆。有的喝醉了躺在别人怀里唱歌，也有的脚踩着座位，高声吹牛。两位长相还不错的德国女子（听口音）突然从那里站起来开始互相奔跑追逐，互相用杯中的酒泼着对方，同时张狂的笑着。我仿佛是在看动物园的表演一样，从他们身边走过。坐上电梯，一位白人男子搂着两个中国女人不停地在电梯里闹，我身边的两位黑人女子不时露出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。我的楼层很高，等他们都走了，我才一个人回到房间。
回来以后，很快，我便收到一个消息，杰夫已经于昨天离开了西安，返回山东，新书事件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。接下来的两个月，杰夫几乎不在微信上说话，也不提新书的事情，似乎一切都戛然而止了，其实后面的九月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
杨昀昶
2019年10月5日
西安
